中国少年共产党,邓小平留学法国时因何事被逼

  1920-1926年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邓绍圣以及其他近二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其中约有半数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鸯特莱蓬”号邮船驶赴法国。他们都是四等舱旅客,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去用餐。他们不得不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只能自己找地方准备三餐和用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次航行令大家吃尽了苦头,有许多人晕船,有少数人则非常想家,以致于在远未到达马赛以前,便开始询问返家的可能性。
  邓和他的伙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预备学校的学生,每二十个人左右划分为一个小组,并把各个组分送到许多省的中学就读。邓和他的叔叔所在的组被送到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的一个特殊的班里,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又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必须继续学习法语,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语知识,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中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另外一些人则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获得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为了挣到足够的钱,以充作日后进一步接受教育的费用。这后一种学生都是比较贫穷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可以把钱存在华法教育会,而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但这还算不了什么事。1921年1月,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费用已经用完了,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主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会管理不善。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众多,而它却未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这个危机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李石曾(这时候他已回到中国)和这个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事情就不至于弄得很狼狈,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在整个1920年里,他们对这项活动逐渐失去了兴趣。这或许部分是因为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了,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加强中法文化联系,给中国带来有用的知识的更好的办法是按法国模式在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特殊的吸引力在于有个新的前景,这是勤工俭学活动所不能提供的,就是从法国政府得到资金,这笔资金是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调拨的。
  这些远离家乡的勤工俭学学生尚不了解这场风波是怎样刮起来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的学生感到了极大的震动。
  对邓小平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所在的那个巴耶班被撤销了。此时他还能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因此按理说,他可以请求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但他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被劝说,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意到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作。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工厂,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工作了。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所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整整五年里唯一的一段比较舒适、安宁的时期。在其余的时间里,他都是住在工厂宿舍或者收费低廉的旅馆里,做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而且都是没有技术的。他第一次干的活是最差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①。而这个公司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劳作。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这种状况下,再加上他当时只有十六岁,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便使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他决定宁可在巴黎冒失业的危险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橡胶雨鞋的工厂工作。他做的活计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从事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馈和孤儿所作”的标签。他到法国后在学习工业技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小(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工厂是个钳工。而这家公司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仅仅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1923年冬季,他在塞纳——夏蒂戎中学呆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记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广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己无力寄钱给池,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②。
  这个传记写得非常笼统。尤其是,他没有说明邓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唯口的证折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在施奈德工厂做工时赵也在那儿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但它明确地指出,赵和周是邓的两位引导者,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文章的描述中,赵都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聪明,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此时已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可以理智地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这也是他一生独具杰出本色的根本原因。邓虽然个性比较拘谨,缺乏耐心,但也养成了和周大致相同的个性。在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共处的这段经验之外,大概没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池为什么会养成这祥的性格。六十年后,邓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6月,邓被选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这使他有政治工作可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做工也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在开始革命生涯后不久,邓就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替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廉价旅馆的周恩来的卧室内。它位于巴黎市南部的意大利广场附近。邓只能在这个面积仅有五平方米的空间里工作。房间里还摆放着周的床和别的家具,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所以团执委会(有四五个人)和其他盛大聚会只好在附近的饭馆举行。在这些饭馆里,周和其他人通常只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邓在巴黎时,有一阵子只吃牛奶和羊角面包。在这个过程中,他习惯了羊角面包的味道,所以当地1974年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人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一整箱这种面包。
  《赤光》于1924年2月创刊。有一段时间邓是该刊两名编辑中的一名。年底,他开始为《赤光》撰写文章,现存的有三篇。这三篇文章都是抨击中国青年党的。1924年整整一年里,青年党都在和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普通工人,争取他们站在自己一边。显然,青年党深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猛烈而又严厉的鞭答。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章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读者无法从中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他人有力地辩论理论问题。
  邓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团组织的母体,领导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都设有分支部,但其组织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她管理得很出色。她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腹好。法国警察一直没有发现过她的任何机密文件。1925年警方进行了全力搜查,但依然一无所获。她同上海党中央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讯联系虽然很慢,但相当可靠。并且她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撑其制作和散发大量宣传品。到1993年,邓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六十九年了,这几乎可以断定,他是目前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党派池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④在二十岁这个年纪,他便被赋予独立的政治领导权。他在领导劳工运动的工作中可能曾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仍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那里距里昂更近一些。另外,他还可能到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巡视过,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他自己则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在里昂呆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回到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花名册上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回巴黎的原因,尽管在任何法国或中国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由于几个星期以前,约一百五十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人约五十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党和团需要他的领导。
  这么多人集体离开法国,主要是左翼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事件的激烈反应造成的: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同学生及大批示威者发生冲突,至少有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罢工者,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六名学生。
  在巴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委员会从如此普遍的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向中国公使馆发动攻击。这个行动于6月21日进行,这天是星期天。一群年轻的中国人冲进公使馆,在公使的房间里找到了公使。迫令其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的内容是,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警方事先不知道学生们的行动,事后才匆匆赶到,马上驱散了他们,但当初并未捕人。这引起了法国一些新闻舆论的不满,他们对警察的作法进行了抨击。警察因此被迫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了示威者的住处。逮捕了近六十名示威者,拘留了其中四人进行申讯,又根据命令立即将其余的人驱逐出境。他们还决定,以后要严密注视所有留在法国的那些激进学生的行动,同时设法打入其组织。
  这意味着邓一回到巴黎,即处在警方的监视之下。从1925年下半年法国警方监视他的报告来看,邓小平重返巴黎有两项主要任务:重建在夏季遭到很大破坏的党的总支部的领导体系,设法维系党团继续进行活动。他还出席了在贝勒维拉市工业区举行的几个会议,有时还在会上演讲。同时他自己还在比扬古尔市的雷诺厂做工,这看起来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同这里的几百名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在该工厂工作的许多工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支持者。
  警方的记录还指出,邓和另外三人,其中一名共产党人,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士,被怀疑密谋暗杀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其中一份密报说,这四个人企图暗杀被怀疑与法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中国人,因为大批共产党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境就是他们促成的⑤。这些反共组织是否真的帮助了警察,譬如在袭击公使馆后向警察提供激进分子的姓名和地址,尚不能断定,但这样怀疑是有道理的。说邓和他的同伴策划暗杀这些领导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来,政治暗杀部不是他们这个党所赞成的做法。被指责策划暗杀的这几个人(包括邓)绝对懂得,他们当时正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这个指责好像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政敌捏造出来的,目的在于破坏他们的名誉。
  l926年1月3日,邓在成立于夏季的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会议上发言。他主张亲近苏联政府⑥,以打击帝国(根据原文译出——译注)主义,并要求与会者同意向中国驻法公使发出新的最后通蝶,警察在研究了告密者送来的会议报告后决定:搜查住在比扬古尔三家旅馆中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居室,1月8日清晨,他们闯入了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邓与另外两人合住的房间,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或者具有犯罪行为的文件,只有一些印刷设备、中文报纸及大量的宣传材料。
  当警察进入邓的房间时,邓实际上已经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他早已打算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圣诞节前,他在雷诺厂预先通知了他的雇主,说他决定返回中国。现在看来他似乎是为了逃脱逮捕才匆匆离开的,因为他离开的日子正是搜捕的前一天。警察的搜捕行动落空了,只好没收了房间里的所有物品,发出了一个驱逐令。驱逐令上还特别注明“待交当事人”⑦,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份驱逐令恐怕永远也送不到当事人邓小平手里了。
  邓小平刚到法国时是一位爱国青年,对国家的状况感到忧虑,渴望获得工业技能,寻求实行工业化的途径,从而实现所有爱国者所向往的国家的富裕、强盛。但按照他的官方传记中所言,他的这些理想都化作了泡影⑧。当他离开法兰西时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背和职业革命家。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已经在几种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开始是刻蜡纸的工人,然后担任过杂志的编辑、中国学生和工人中的宣传员,党的支部(虽然很小)的首脑。他还学会了怎样适应在警察的监视下和在政敌中间工作。十五个月后,当池回国投身于中国革命政治活动的洪流中时,面对的是更多的阴谋和危险。
  邓小平在法国的岁月究竟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法国岁月留给他的经验使他不赞成某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林彪的大中国主义。在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年代,他对外国人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抱有极大的兴趣。他同时还显示出他很重视两种观念:世界不能忽视中国,中国也不能自绝于国际社会;如果中国不向世界学习,就没有希望很快发展起来。
  除此之外,国外的生活对邓小平的影响并不大。他离开法国去莫斯科时,他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读法文,至少是能很好他讲法语。但还没有证据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文学、艺术很感兴趣,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讲求实际的人,对法国的工程学和建筑学感兴趣。无论在法国政府部门、工厂和学校的档案里,还是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里,都找不到关于邓有法国朋友的记载。一些勤工俭学学生,或者通过在夜校浏览共产党人的《人道报》,或者通过住在私人家里,或者通过在学校同老师谈论政治等等方式,逐渐认识了一些法国人。邓好像不是这祥。
  无论置身何处,邓的性格在十六岁和二十一岁之间应该已经形成了。但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如此年轻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于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就不会在如此年轻时就具备了这样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两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这个男孩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见照片1)⑨;第二张,即贴在雷诺广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⑩。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3页。
  ②同上书,第3-4页。
  ③《华盛顿邮报》1980年8月31日。
  ④《邓小平传略》第4页。
  ⑤巴曼·杜勒斯:《在法国的日子》第31页。
  ⑥诺拉·亚:《邓小平:法国岁月》第702页。
  ⑦同上书,第704页。
  ⑧《邓小平传略》第4页。
  ⑨《邓小平画册》第57页。
  ⑩弗朗兹:《邓小平》第56页。

     一
  
  邓小平是很多传记著作的人物之一,但这些著作很少涉及邓小平留法时期的内容。事实上,他在法国度过的五年时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变得政治上活跃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时期,这些著作只是作了简短的描述。
  
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  比如,鲍曼认为:“邓在成都上了预备学校的课程……之后去了上海,然后又于1920年初去了欧洲……没有任何关于邓在法国上学的记述,也没有说明他在那里干什么工作。”鲍曼唯一提到的是,邓在法国呆过的标志仅是他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作为《赤光》杂志的油印员所从事的一些活动。
  
  根据一些苏联档案以及邓小平自己向埃德加?斯诺所作的介绍,D.W.克莱因和A.B.克拉克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了更进一步的描述。他们说,邓小平1921年在里昂参加了中国工人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克莱因和克拉克的说法,之后,1926年邓离开法国去了莫斯科。但鲍曼认为邓是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离开法国的。
  
  现有的中文文献也几乎没有更多这方面的记载。《红卫兵》登载的一篇很著名的传记笔记告诉我们,邓小平是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份材料说,邓是在法国巴黎南部60英里的一个叫蒙塔尔基的地方居住和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橡胶鞋的同时,他“还帮忙给同事做饭”。
  
  一些法国档案使得我们可以探讨这些问题,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即使它们也并不能使我们重新断定1920年至1926年间邓小平的职业,尤其是这段时间仍然是邓早期模糊不定的一段时期。
  
  二
  
  前往法国的时候邓小平用了“邓希贤”这个名字,在法文文献中拼做“TengHiHien”或“TerlgSiSien”,当地的一些机构和警察只知道他这个名字。邓于1920年12月到达马赛,与他同行的还有一同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一群来自中国四川的青年。在这群人中,邓是年龄最小的,仅有16岁。12月18日,邓来到华侨登记处(可能在马赛),登记他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父亲名叫“邓文明”。
  
  接下来的三年,邓小平徘徊在法国街头。我们可以据此大致追溯一下他在法国的活动。下面是一份有关他的年表,但尚有许多空白。
  
  1920年12月13日,“Porthos”号到达法国马赛;
  
  1920年12月18日,到侨民登记处;
  
  1921年1月至3月,在巴耶中学学习;
  
  1921年4月至1922年2月,在巴黎一家工厂工作,住在巴黎西南郊区的哥伦比村;
  
  1921年9月,参加里昂运动(?);
  
  1922年2日13日,到达蒙塔尔基,在侨民登记处登记为“体力劳动者”;
  
  1922年8月3日,离开蒙塔尔基来到塞纳河上游小镇夏蒂荣,入夏蒂荣中学学习(?);
  
  1923年2月2日,回到蒙塔尔基,开始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
  
  1923年3月7日,离开哈金森工厂,但仍留在蒙塔尔基;
  
  1923年6月11日,离开蒙塔尔基,声称要回到巴黎西南郊区的哥伦比村;
  
  直到1926年1月(?),在巴黎做工,特别是在比扬古的雷诺工厂做工;
  
  1926年1月7日,离开比扬古(从1925年8月20日开始居住在这里的卡斯泰耶大街3号),经由德国前往苏联。
  
  可以看到,许多地方都是不确定的。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几乎所有的法文材料都是由警局记录组成的。邓小平显然是从1925年夏开始往前倒退式地描述这些的,因为在此之前邓的政治活动无疑是相对谨慎的。
  
  一些中文材料表明早在1922年邓就明确赞成共产主义运动,他甚至在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成立的中共旅欧支部)。但是最初他并没有在这两个组织中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除了一些技术上的活儿。
  
  一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就开始从事出版工作,负责复印《共产党宣言》和参与编辑《赤光》杂志,这也使得同事们都戏称他为“油印博士”。在离开法国之前,他一直参与这项工作。证据是一份有关他在巴黎地区最后的住所的研究报告:1926年1月8日,警察搜查他的房间,发现了“油墨?油印工具以及一些用于油印的纸”。
  
  但是,从1925年夏天,邓小平就开始成为在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
  
  这个领导地位的变化在许多公开言论中都曾提到过。考虑到中国侨民支持者数量有限,1925年8月邓小平被选为在法国民党总务委员会“巡视员代表”,选举结果于1926年1月生效。同时,从1925年8月起,邓开始居住在位于巴黎西南郊区的比扬古地区卡斯泰耶大街3号的一个小旅馆里。这个小旅馆是专门供中国人居住的,在雷诺工厂附近有很多这样的小旅馆。
  
  邓和两名中国同胞住在5号房间。两位中国同胞一位叫杨品荪,是来自上海的一名共产党员,另外一位叫傅钟。傅钟也来自四川,他很赏识邓,当时傅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书记,是1924年夏周恩来离开法国后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
  
  他们三人都投身于同一种活动,一份警局报告称:“有两名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并与他有共同的政治观点,他们总和他一起外出。”明显年轻的邓小平总带着傅钟外出,这不由得让人对邓和傅二人各自的重要性产生疑问,尤其是在那种激进的氛围下。确实,我们可能会直接问到一个问题,他们俩到底谁对谁起保护作用?是邓被推向前方去保护书记,或者是傅在1925年时担当了重要角色?
  
  三
  
  根据警局的记录,1925年10月24日,邓希贤主持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伊西?莱穆里内城的会议,尽管他不是主要发言人。有25人出席了此次会议,讨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团队的必要性”。会议最终陷入骚乱,因为1925年7月的示威行动导致他们要被驱逐出境。
  
  1925年11月15日,邓再次主持会议悼念国民党员王京歧。王京歧是于10月在被驱逐回国的船上牺牲的。这次,47名中国人聚集在美丽城的波耶大街上的一个房子里,警局错误地记录为“在赛佛尔城或者是圣鲁克的住所”,邓发表了关于会议主题的公开演说,并且在11位发言人讲话以后作总结发言。根据警察的记录(从别处引用的),他最后是这么说的:“我们力促现场的人同国际帝国主义论战,呼吁大家哀悼王京歧同志。”
  
  最后一次,1926年1月3日,邓在一个70人出席的大会上讲话,“包括两个越南人”,会议是由在法的中国团队活动委员会在同一地点召集。这次,与会的共产党员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促成在他们支持的冯玉祥将军和苏联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这一主题被极力宣扬,因为它将成为与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手段。会议闭幕时投票产生了一个给中国驻法大使陈箓的最后通牒,要求:“一?向法国政府及驻巴黎的各外交使团的帝国主义发出抗议;二?给其他中国驻外大使发电报,力促他们向各自派驻的国家的帝国主义发出抗议,反对这些国家向中国派出战船和军队。”
  
  所有这些,都是在外交上以直接恐吓的方式向敌人连续发难……
  
  邓小平因为与这次极不寻常的秘密会议有关联而引起警方的注意。事实上,他也遭到了警方的怀疑。与他一起被警方怀疑的还有另外一名共产党员和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其中包括杨赛涛(音译)。因为他们曾经支持针对中国青年党尤其是其领袖人物何鲁之的攻击运动。何鲁之和他的中国青年党——大部分成员都是声名狼藉的反共产主义的中国侨民的小党派——被指控在七月运动结束后向警方出卖了参与运动的激进分子的名单。
  
  此外,如同他们四人所宣扬的那样,他们甚至密谋行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们。这些计划,如果是真的话(我们仅仅是从警方处理中国青年党恐惧这一事件的记录来得知这些计划的),它们最终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1925年7月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邓小平受到警方注意。从此,中国侨民的革命运动开始由一个团队来领导。
  
  在这个团队中,任卓宣可能是最有名的,他也是四川人,1923年开始担任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书记。1925年6月21日,任领导在法中国共产党及驻法中国大使馆的支持者们在巴比龙大街发动袭击那天,有100多人占领了中国驻法大使馆,声讨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这次行动激起法国民众长达几年的评论,并且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性,结果导致了一场镇压的浪潮,实际上就是肃清中国侨民中的激进分子。经过一个迅速的调查之后,在一些中国人的指认下,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朋友们的身份被确认。接下来,大约有100人(几乎是全部的人)离开了法国,其中有47人是在驱逐命令下离开的,剩余的是自愿离开。任卓宣和其他3名同志未经审判入狱,也不得不及时地离开。
  
  这些事实表明,到1925年下半年,出席各种激进会议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也表明,之前做技术工作的人不得不开始承担这些被捕的领导者的责任了,比如邓。1925年,是应该被回忆的一年,在那一年,“油印博士”刚刚21岁。当时的情况将他推向共产主义斗争的前线,也证实了他在那里的短暂逗留(6个月)。他的各种活动,尤其是反对何鲁之的活动,促使警方搜查了他的房间,那里是他们政治活动的聚集地。1926年1月8日早晨,位于布罗涅——比扬古的3个住着中国人的旅馆,包括卡斯泰耶大街的一家,都受到了警方的造访。警察发现5号房间已空无一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油印工具,还有住在这里的3个人落下的书刊和文件。因为邓和傅钟一同已于1月7日离开巴黎经由柏林去了莫斯科,并在那里进了中山大学。当地的警局报告声称:“看起来这3个人已经察觉到自己受怀疑,所以马上消失了。”
  
  四
  
  至此,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历史上的位置变得有些清晰了,他属于中共旅欧支部第三代领导人。
  
  第一代持续时间很短,大部分在1921年的里昂运动后离开了法国。第二代以1925年夏季行动而告终。除了周恩来,他是在1924年自愿离开的。由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是最后一次持续时间最短的调整。
  
  没有太多的法文档案能使我们对邓小平的思想和行为有一个足够清晰的认识,从而帮助我们去发掘他的领导才能和独特的政治人生观。由于没有更进一步的材料,我们不得不对以上再现的邓小平年表满意。毫无疑问,邓后来的名望足以证明他这段经历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他赢得了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尊重。也许法国这段经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那些异同寻常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是那些使它如此平凡的事情。
  
  且不说邓小平到达法国时的年龄(他比同去法国的大部分学生都小两三岁),邓的经历确实具有典型性。大部分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人都同样有到处奔波?缺钱花?经常搬家?读地方性中学的经历,干没有技术性的工作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为激进分子,在1920年到1925年间,他们中有200多人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因为这些,武力斗争是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国。走这条道路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满怀希望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同时又能学到知识。
  
  事实上,20世纪初期的法国危机四伏,它不可能给外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更何况这些中国人通常是没有技术的,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文凭也一样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只能到一些二级学校开办的专门学习班去学习,再加上生活困难,所以他们倾向于群体式地居住在较容易接近的学术机构或者能大批雇佣中国工人的工厂(如雷诺工厂)附近。居住相对集中(大部分的中国侨民住在巴黎地区)使得采取武力斗争行动更为容易,而中国的年轻人所遭遇的失望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接受教训的平台。他们与法国工人及一些政治?工会组织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吗?我们很难获取这些信息。在所有行动中,正如邓的情况所反映的,中国工人学生有明显的保持自我的倾向,他们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局限在侨民内部。
  
  对邓小平这段经历的梳理同样停留在武装斗争层面。查阅这些文献,我们发现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萌芽于一些基础性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大部分都来源于苏联。对邓的房间进行搜查的结果表明他和他的同志们拥有“大量用法文和中文书写的宣传品(如《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尤其是《进步》——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一些有关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东西。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没有任何有关他职业生涯的异常之事,加入青年团,入党,顺应统一战线需要加入国民党,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后来的事情可能让人感觉这是留下最深印记的最后一个时期,然而,直到邓和其他人被广泛关注,我们都不应该低估留法这段岁月的重要性,因为它发挥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引导性的作用。   

        

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在巴黎合影

         自1921年日本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建立自己的政治及军事班底起,到1923年时,日本裕仁的班底已开始变得羽翼丰满。

        而作为影响中国今后命运的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于幼年。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是当时的欧洲的一支华人政治力量,它就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广大青年学生也有一波留学热。有的是为了寻求救国理论,以求改造中国,有的是谋求个人前途纷纷赴海外勤工俭学。

        当时,最受中国学生喜爱的留学国家是日本和法国。

        选择法国留学的主要是法国大革命很有名,更重要的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法国劳工十分缺乏,去法国留学可以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大多是清末民初的留法学生,其中以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吴玉章等老同盟会员为著名。

        1912年2月,李石曾与吴稚晖、吴玉章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得到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

本文由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发布于文学之星,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少年共产党,邓小平留学法国时因何事被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