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来头,历史上最有震慑的一百个人

人们会有趣地注意到:毛泽东在65岁时号召开展“大跃进”,在70多岁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快到80岁时恢复与美国的友邦关系。

  • 1
  • 2
  • 3
  • 4
  • 5
  • 6
  • 7
  • 全文;)

但是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几件事都没处理好。一个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这个事儿,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缺心眼,这个人没政治经验;波匈这个事情又没弄好。加上赫鲁晓夫自己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请中国去商量,去帮忙。毛泽东就派刘少奇、邓小平去了,处理波匈问题。特别是后期,苏联出兵以后,非常孤立。东欧共产党都非常害怕,怕今天苏联把他灭了,明天就把我灭了。西方国家更是群起而攻之。你不能这样啊,哪一天你拍拍脑袋,派军队就把一个国家给灭了。所以那会儿苏联显得非常孤立。这时又是周恩来去,反复做工作,又给钱又说好话,又到匈牙利又到波兰,又跑莫斯科,穿梭外交,帮苏联把这个事儿给磨平了,给遮过去了。

当然,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由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他从来都没有象斯大林在苏联那样一个人说了算。但是毛泽东在中国政府内显然是最最重要的人物。

   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干预突出了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通过行政权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虽然缓和了社会劳动领域的阶级冲突,但它必须扩大官僚机构的权力及这种权力调节的范围,导致国家官僚体制的巨大扩张和政治决策过程的非民主化。这样,资本主义在仍然保持“一切异化的根源”——劳动异化的基础上,又多出了被韦伯称之为“社会生活官僚主义化”(即政治异化)的现代性病症。[9]

会是5月8日开的,到5月12日毛泽东就感觉有点问题,提的意见有点针对执政党的地位了,针对社会主义路线了。到14日、16日就越来越感到问题严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觉得有点问题,但还没有下大决心。因为他觉得比较容易控制,这是思想问题,按他的话讲,就是“世界观的问题”,问题不大,他自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支持他,支持共产党的。

1893年毛泽东诞生在中国湖南省韶山冲。那时他父亲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1911年,在毛泽东还是一个 18岁的学生的时候,中国爆发了一场反对统治中国达百年之久的清王朝的革命,在几个月之内,就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政府,中国实行了共和制。不幸的是革命的领袖们未能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府,这场革命使中国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军阀混战的局面,这种局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49年。

  
摘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入宪,把革命和宪法勾连在一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术语是从“不断革命论”发展转化而来的。从政治实践看,新中国建立后一直“不断革命”,最终演进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先后进入党章和宪法,体现着有组织的现代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指引下,政治伦理统合了大众伦理,政党组织统合了社会组织。这一政党统合社会的结构,引发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同现代国家的官僚自治之间的冲突。最终,政党以政治革命形式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引发了革命式现代化这一路径方式同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从而形成了革命式现代化的悖论。

您在书中有“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一说。1956年的“春光”都照在哪里?党的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态度也不可谓不真诚。

毛泽东起初相信城市产业工人是共产党最坚强的后盾,这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大约在1925年毛泽东得出了共产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农民的结论,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因而他把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在与国民党所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他的政权基础总是在农村。在他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年代里,也坚持了这种思想。例如,毛泽东泽东对农业和乡村的发展通常给予较高的重视,而斯大林在俄国一般只强调工业的发展。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生产也有了戏剧性的增长。

基于当时特定的国内、国际背景,1956年中共八大上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被逐渐逆转,严格区分敌友的革命斗争渐渐成为主导的理论。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是1957年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核心内容,是突出强调中国国内面临着两种社会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014年05月14日13:34 来源:东方早报

然而事实上毛泽东最有影响的阶段才刚刚开始,到1976年他去世时,他的政策已经使中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全面地实行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工业化有了迅速的发展,公共教育有了巨大的增长,公共卫生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些变化显然是很重要的,但在此期间其他几个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仅凭这些变化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毛泽东在本册中名列前排。

   从理论逻辑上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从根本上限定着其可能引出的各种后果。列宁曾经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10]因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即以阶级对立的存在为前提,从而预设了对立阶级的存在,这就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斗争并进行阶级斗争提供了逻辑基础。对于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如何进行阶级斗争问题,斯大林在列宁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斯大林把列宁的“传动装置”、“杠杆”和“指导力量”这几个要素综合成“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从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杠杆或传动装置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广泛的群众组织,不依靠这些组织就无法实现专政。指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领导力量。[11]

沈志华: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搞“大跃进”【2】

中国在过去三十八年中,由于大部分时期里处于战争状态,人民饱经了苦难和忧患。现在才开始由党的领袖毛泽东来统治。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其众多的人口主要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毛泽东自己当时五十六岁,其生涯的主要时期似乎已经过去。

进入专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七五宪法   现代性  

但是,从会上发言看,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认为,党的问题主要是党的政策问题。是不是合作化搞得过火了,对社会的限制过严了?所以他们提出了一套方案,要逐步改变党的政策,比如价格问题,养猪养鸭的范围,提高工人工资,工人可以私人盖房,中小学可以私人办,提了好多。这么就形成了两条路线、两种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党内是少数派。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指的是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你不能光共产党自己说,你要让人家都说话,而且要给共产党提意见。从毛泽东来讲,他觉得党的基础状态没有问题,大家都拥护共产党,现在是党自己有缺点。毛泽东一直担心队伍腐败,这是一以贯之的,从他讲《甲申三百年祭》,从他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一套东西,他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将来会走李自成那条道路。你不是败在敌人手里,是败在自己手里。这是他提出“整风”的主导思想。

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比较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统治的时间比列宁要长得多,统治的人口比其他国家的多得多(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毛泽东掌权的时间,他统治的人口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多得多!)但列宁是毛泽东的先辈,对毛泽东有重大的影响,他在俄国建立了共产主义,为随后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开拓了道路。

图片 1

毛泽东会不会联想到自己,这就很难讲,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的感觉,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什么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是“大跃进”失败以后。“大跃进”失败,这是他自己搞的嘛,所以1958年底、1959年,他就提出要退出一线。经济搞成一个烂摊子,得了,你们弄去吧,他就交给周恩来、陈云、刘少奇他们了。他说,我去考虑理论问题了。其实他就在旁边看着,看着你们是不是按照我的思路走。这个时候他发现,他们跟自己思路不大一样了,所以他又回来了。而且他要证明,如果我不在了,这条路要搞歪了。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和赫鲁晓夫彻底闹翻了。大概到1962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跟这些都有关系。从1959年彭德怀的问题,然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从这以后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这个接班人的问题。所以在中苏论战的“九评”里头,他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出来。

  20.毛 泽 东
[美]迈克尔·H·哈特 著 苏世军 周宇 译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是连接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来说,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要进行暴力革命,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则要为过渡到这一社会进行准备:“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7]无产阶级革命专政除了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之外,还要为自己的消灭作好准备。因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就只能是一个暂时的任务。但是这一双重目标,恰恰强化了“专政”的“无法”状态,而这也正是列宁和考茨基产生严重分歧的地方。列宁批判考茨基时认为,考茨基在给专政下定义时隐瞒了专政的基本标志,那就是革命暴力,而真正的问题恰恰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所以“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因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8]尽管列宁在此隐含的意思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不受其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法律约束,但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对于存在的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专政,也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亦是可以由此推出的合理推论。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所作的“对敌人实行专政与对人民实行民主”的解释,亦能有效地支持“专政是反法律的”这一结论。可以进一步引申的是,宪法是法律的一种,这是否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亦是不受宪法约束的?

对于中国1957年之后的政策转向,沈志华教授在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的中国》中提出,除了国内的政治考量之外,必须将社会主义同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发展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令人扼腕的是,正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导致的“非斯大林化”以及“波匈事件”的爆发,令中共的思路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大路线戛然而止。从“整风”到“反右”,从争当社会主义阵营领袖到“大跃进”,从中苏同盟到中苏分裂,从批判赫鲁晓夫到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的转折以这样一种扼腕的方式次第呈现。

评价一个当代的政治人物的长期影响总是有点儿不太容易,为了估计出毛泽东在本册中的名次,把他与其他一些杰出的领袖人物作个比较可能是有帮助的。毛泽东排列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泽东给国内带来的变化看来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加重要。毛泽东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希特勒、亚历山大等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看来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关键词:  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七五宪法;现代性

再谈谈“波匈事件”吧。您在书中提到,对于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变,“波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在中国领导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在此后的二十七年中,对这个大国进行了其历史上成效最显著、意义最深远的改造。

    

沈志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内部的国家关系和西方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或者说和现代国家关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西方不讲领导和被领导,不管国家大小,从法理上看至少表面上是讲平等的,不会公开提以谁为首,联合国也一人一票。但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就不是这样的,它有领导有被领导。这是从党的关系过渡来的,“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苏联是最高领导,铁托那会儿是二级,再下边还有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中国也算二级,中国再领导越南、朝鲜。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是一个前提。原来苏联是当然的领导,因为人家革命成功最早,最有经验,最有实力。那时,内部结构没有问题。其实铁托真的没有提出摆脱苏联领导的问题。但是斯大林非常警惕,就认为你要挑战他了。到了毛泽东这个时候,还真就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不在了,从经验能力从各方面讲,毛泽东自然是一个当然的领袖了,他的确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更有这个资格和领袖魅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又不行,实力也不行,国际斗争的经验也差得很远。苏联经济实力很强,但是缺乏政治经验。于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结构就要变化了。

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第二项成就是使国家经济体制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当然从政治上来看是建立了一个残酷的极权主义体制。此外,毛泽东通过政府部门的不断宣传,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革命中获得了成功,而且在社会革命中也取得了胜利。在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国的忠于家庭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忠实于整个国家的观念。这种转变尤为显著,因为从历史来看,中国人一直有着特别强的忠于家庭的观念。中国政府还发动了一场反对孔子思想的有力的宣传运动,这场运动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文化大革命”似乎对上述革命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挑战:革命旨在推翻现存的执政者,而“文化大革命”却是执政者自身推动的、指向自己的革命。“七五宪法”把革命本身给宪法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成了宪法的指导思想,这对宪法本身构成了某种内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预示了革命的无限性,宪法政治本身是一种保守性的、抑制革命的力量,对于革命来说,宪法旨在抑制革命的激进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入宪并成为“七五宪法”的指导思想,则形成了无限革命与有限宪政之间的恒久张力。如果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执政者自身发动的革命,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现代景观?

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了,整个中国的工业格局,大体上布局完成了。这个让毛泽东又有些心动了,架势已经搭好了,现在就是要发展了。这个时候,莫斯科会议又是一次诱因。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要用十五年超过美国,这对毛泽东刺激非常大。这个时候,政治上,他已经认为苏联不如中国,这是板上钉钉的了。搞政治,搞思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套苏联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就冷战而言,就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而言,你中国还抵不上苏联,没有苏联还不行,一个是原子弹,一个是经济实力。莫斯科会议上,有人提出来,以后不要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了,要以苏联和中国为首,或者以中国和苏联为首。苏联自己也这么提。毛泽东当时挺清醒的说不行,还是以苏联为首。为什么?因为苏联实力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人怕你不怕我。我中国有政治经验,背后拿主意,你苏联在前面顶着,这是毛泽东设计的这么一个政治结构,说是“垂帘”也行。

公元1893~公元1976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亦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从整个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来看,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风潮,亚非拉国家的反殖民革命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反政府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革命似乎成了整个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革命动向鼓舞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信心。从现代性来看,当时的世界性革命运动是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病症的反应:

从原则上讲,毛泽东当然认为,斯大林是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领袖,带领苏联创造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他对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对他本人的态度,很不满。这又不是到处都可以讲的,这事情挺矛盾的。所以他开始不敢讲,不敢说这些话。他说,现在苏联人讲了这样的话了,我们就好讲了。总体上,毛泽东还是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能否定,这个否定的话,苏联这几十年搞什么呢?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甚至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也出问题了——中国共产党走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主席的内心来讲,由苏联人来把斯大林扳倒,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几次讲,我们不能讲这个话,中共不能讲这个话。但斯大林确实又是压在中共身上的一块大石头,自己搬又搬不掉。苏联主动把它搬掉了,是大好事儿啊!

有一项运动他似乎要负主要责任,这就是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这种运动是可以在农村公社开展的,它强调小规模和重体力劳动方式,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个运动是一个失败(不管怎样它终于被放弃了)。毛泽东所支持的另一个反对许多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运动就是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大动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场以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为一方、以党内的当权派为另一方的内战。

    

但匈牙利事件出了以后,11月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发现,执政党的政权还有可能出现问题,还有可能被推倒。导致政权不稳的力量,主要是国内的人民群众、老百姓起来闹,匈牙利、波兰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就让

与毛泽东的功绩最相当的是秦始皇,两者都是中国人,都是在自己的国家实行一系列革命改造的掌舵人。秦始皇排在毛泽东之前,因为前者对中国的影响已长达约二千二百多年。虽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所带来的变化可能甚至会具有更大的意义,但我们还难以确定他的影响究竟会持续多久。

   1949年,中国政权发生转移,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始利用以政治为主导的力量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性变革:土改运动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实现了土地农民所有,这是在所有权方面对封建关系的彻底改变;土改结束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建立,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组织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向预定的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特别是合作化的完成,被毛泽东认为是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为毛泽东发动经济层面的“大跃进”和政治思想层面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现实基础。

沈志华: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搞“大跃进”【4】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经历了漫长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党在1927年和1934年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却幸存下来了。1935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力量在稳定地增长。1947年,他展开了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全面战争。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大陆。

   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时期,列宁同马克思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所必须经过的道路:“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5]列宁认识到过渡阶段政治形式的繁杂性,但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所有这些政治形式的本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时强调专政与民主的统一性。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是扩大民主,它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剥夺自由的措施,因而在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和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6]从列宁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气息。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全面否定个人崇拜,这个原则是不对的。都否定的话,就没有个人威望了。这就是涉及他自己,涉及中国共产党了,这不行。他当时没讲,后来才讲,个人崇拜有两种,不能一概否定,要否定错误的个人崇拜,但是还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个船要有船长,一个班要有班长。比如,中国一直不提“毛泽东思想”,跟这就有很大的关系。斯大林在的时候不敢提,是怕被斯大林说成是铁托。斯大林不在了,还不好提,是因为苏联开始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早就开始了,不是1956年,在1954年就有这个迹象了。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个政治思想上的激进派,到1920年他就已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十二位创始人之一。但是他上升到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35年才成为党的领袖。

   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为毛泽东所认同。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对此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亦是党和群众二者的有机统一,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是一致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对敌人实行专政的人民内部关系结构。从而,在完整的结构中,必然会引出人民与敌人之间的矛盾及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同关系处理原则。在此理论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精神,就有从逻辑上把人民内部矛盾转换为敌我矛盾的可能。特别是十大关系中“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及“是非关系”,由于与政治特别密切,极易被纳入“无产阶级专政”中,从而成为“专政”的对象。

1956年的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初步认识。

图片 2

沈志华:1949年的时候,刘少奇去莫斯科,斯大林有个说辞。后来毛泽东去,斯大林也是这么讲的。意思就是,中共也是个大党,历史悠久,很有政治经验,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还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以,以后亚洲的革命你们管,欧洲的革命我们管。从那以后,基本上就形成这么一个格局了。我看档案发现,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汇报都集中到中共,有的中共转给莫斯科,有的再写个总结报告给苏联,大概就是这么个局面。建国后,毛泽东处理的周边的两件大事,他都取得了成功。一个就是帮助了朝鲜——朝鲜战争是中国挽救的;一个就是帮助了越南——把法国人打走。所以可以说,中共这个亚洲共运的领袖做得非常好。那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没有关注欧洲的事儿,他也不需要,那里有斯大林领导了。

   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层面来看,1956年斯大林去逝后,赫鲁晓夫主政,苏共二十大开始批判斯大林的左倾教条主义,从而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震动,批判斯大林及其教条主义的群众运动大面积爆发,同时引起了中共内部批判右倾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风潮。从此时起,中国的政治开始逐渐左转,与苏联争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导权和解释权,并逐步将中国的革命政治进一步激进化。对于中国来说,要建设现代化国家,既存在着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集团的现代性的竞争,也存在着同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帝国现代性的竞争。前者是敌对的竞争,后者是社会主义内部的竞争,是中国与苏联对于社会主义的正统性和正确性的争夺。

沈志华:就对中国的影响来说,“波匈事件”要比批判斯大林大得多,甚至影响了中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批判斯大林这毕竟是苏联的事儿,对中国影响不是特别大。在中国发表了“两论”之后,基本上把这个事儿给缓和下来了,特别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东欧各大报几乎都翻译、转载了,这对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情绪、思想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苏共也是一个帮助。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发了一个决议,关于批判斯大林的,它就有点往回转,它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因为批判斯大林,而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风波大体上就过去了。所以在苏联党内、在中国,批判斯大林这个影响大部分就消失了。

本文由澳门新葡萄京娱乐网站发布于文学之星,转载请注明出处:大跃进的来头,历史上最有震慑的一百个人